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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者之声丨学者风采(第五期)贾晓莉 等:当期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采纳

来源: 日期:2026-02-24作者: 浏览量:



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到,“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大型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为传递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与风险水平的重要载体,商业银行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在诸多会计处理与披露事项中,信贷资产减值是集中反映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项目,并直接影响资产质量、利润波动与资本充足率。

在实践中,原有的信贷资产减值模型——已发生损失模型(ILM)通常要求银行在发现减值证据后才确认信用损失。长期以来,监管机构与投资者普遍认为,该模型限制了信用损失确认的及时性,降低了银行风险信息的透明度,并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从而放大经济周期波动、损害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呼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探索 ILM 的替代方案。随后,IASB 于 2014 年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并在其中引入预期信用损失(ECL)减值模型。该模型以预期信用损失为核心构建拨备计提框架,要求银行引入前瞻性信息,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根据阶段分别确认未来12 个月或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中国财政部会计司亦于2017年对金融工具准则进行全面修订,要求银行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为基础确认和计量信贷资产减值损失。FASB 则于 2016 年引入当期预期信用损失(CECL)模型,要求银行引入前瞻性信息,对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具有前瞻性的拨备计提机制能够使银行在风险暴露早期及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发挥拨备作为风险缓冲垫的损失吸收功能,增强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风险抵御能力,夯实金融安全的微观基础。


研究问题

按照原有安排,CECL应在2019年12月15日之后开始的会计年度起强制实施。然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一进程,美国监管层通过《CARES法案》等提供法定宽限,允许银行在一定期间内延后实施CECL,从而使银行在2020—2021年间的CECL采纳呈现为“自愿采纳”的模式。基于这一背景,香港理工大学 Aurelius Aaron、香港大学 Jeffrey Ng、香港浸会大学 Janus Jian Zhang 及西南财经大学贾晓莉在论文《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 model adoption》中,利用这一独特的实验场景,系统研究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疫情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对 CECL 模型的自愿采纳决策?第二,在疫情演变过程中,采纳 CECL 模型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呈现怎样的动态变化趋势?


理论分析

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两部分:

1. 不确定性下的披露权衡: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银行可能希望通过实施 CECL将疫情风险纳入预期,以提升透明度并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极端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济预期和贷款风险的估计难度。而且,在疫情初期的悲观经济前景下,采纳新准则可能导致拨备激增、侵蚀监管资本,进而抑制信贷能力。

2. 诊断性预期理论:在分析CECL采纳后的拨备计提变化时,作者引入了“诊断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在面对连续的坏消息时,往往会过度关注尾部风险,形成“过度悲观”;而当坏消息减缓或出现好转信号时,预期会发生逆转。由于CECL模型要求银行在贷款风险估计中引入前瞻性信息,上述心理机制可能导致银行在危机初期对拨备“过度反应”;当坏消息减缓或前景改善时,银行修正了前期过度悲观的预期,从而转回(释放)前期累计的超额损失准备。


主要研究结论

1. 本文以美国银行在各州的存款分布为权重,构建了加权的州层面新冠确诊率以衡量银行的疫情暴露程度。研究发现,疫情暴露程度越高的银行,越倾向于推迟采纳CECL。这表明,疫情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了银行采纳新准则的意愿。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负向关系在放贷机会较多、信贷竞争更激烈以及贷款质量较差的银行中更为显著。

2. 与未采纳CECL银行相比,采纳CECL的银行在疫情早期计提更多拨备、随后计提显著降低并更可能出现拨备转回(即负拨备)。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拨备转回现象在那些业务暴露于疫苗接种率较高州的银行中更为明显。这与“诊断性预期”理论一致,即随着疫苗普及带来经济前景改善,银行修正了前期过度悲观的预期,从而释放了超额计提的准备金。


研究贡献

1. 拓展了经济不确定时期信息披露决策的文献。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在不确定性下是增加还是减少自愿披露尚无定论(部分文献支持增加披露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部分文献支持撤回管理层业绩预告以规避风险)。本文利用CECL由强制转为自愿的独特契机,提供了新的证据:银行对疫情的风险暴露程度与其采纳 CECL的可能性呈负相关,表明银行在决定是否采纳新会计准则时会考虑经济不确定性的潜在影响。

2. 丰富了宏观经济预期影响银行拨备计提的文献。本文通过追踪疫情期间拨备的动态演变,揭示了CECL模型下银行“初期过度计提、后期大幅转回”的拨备计提模式,表明CECL模型下拨备计提对管理层情绪和经济预期更为敏感。

3. 为CECL的实施效果与政策监管提供了启示。研究证据显示,在极端不确定时期,CECL可能促使银行在早期高估损失并形成更强的拨备顺周期性,从而为监管部门在危机阶段采取过渡安排与资本缓释措施(如允许银行推迟采纳CECL、在更长年限内分摊 CECL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冲击)提供了经验依据。



点击获取完整论文:

Aaron, A., Jia, X., Ng, J., & Zhang, J. J. (2025). 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 model adoptio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42(4), 2915–2948.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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